附录

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致辞

从地缘意义上，法国文学早逾越了法兰西位于欧陆本土的疆界。它在诸方面皆使人联想到高贵且独一无二的园林植物：虽则深受传统与变异之交替影响，虽则培育在域外，它的独特性亦丝毫不减。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阿尔贝·加缪，可谓此类演变之一例。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东部小镇，嗣后回归于北非环境，为的是寻找对他童年及青年时代造成一切决定性影响的源头。迄今，加缪仍深信此乃法兰西一块伟大的海外领土，而身为写作者的他，常有逸兴去回顾这一事实。

加缪出身准无产阶级，他认为独自闯荡很必要。做学生时，他穷，干过各类糊口的差事。此之谓艰苦求学，但这艰苦教他的东西甚多，对他日后成为现实主义者不无裨益。负笈阿尔及尔大学数年间，他与一群知识分子交好，他们随后在北非抵抗运动中声名显赫。他的第一本著述由阿尔及尔的当地出版社发行。及至二十五岁，又以记者身份赴法国，迅速在一线大都市赢得一流作家的声誉，可惜，大好前途却在战争之酷烈环境下早早遇挫。

即便在其初期著作中，加缪已流露一种精神意志，究其来源，他一面看清了世俗生活，另一面又紧迫意识到死亡之现实，此二者间已有尖锐的矛盾。这比所谓的地中海宿命论更紧要。地中海宿命论可追溯至此种观念：即认为世界之璀璨阳光转瞬即逝，终将被阴影驱散。加缪亦是名之为"存在主义"的那场哲学运动的代表，该运动刻画人类在宇宙之处境，即，一切个体之意义荡然无存，其中仅剩荒谬性罢了。“荒谬"一词常萦绕于加缪著作中，人们大可以称其为主导性母题；这母题进而在自由、责任及由它派生的痛苦所导致的道德后果中得以充实。希腊神话的西西弗无止境地推岩石至山顶，又无止境地任它滚落，他在加缪笔下成了人类生活的一种简明象征。但诚如作者自述，西西弗在灵魂深处自以为幸福，单凭这番努力，他就觉得满足。加缪以为，最重要的并非知道生活是否值得一过，而是必须去生活，并承担随之而至的苦难。

我的发言太短，自然不足以阐释加缪之智性到了何等惊人的深度。值得一提的是，他作品流露出极雅正的风格和超强的专注力，往往将上述问题嵌入此种表述方式中：恰是人物和动作使其思想浮出水面，而作者并不置喙。这也是1942年《局外人》一举轰动的原因。主人公为政府部门之雇员，历经一系列荒唐事件后，杀害一个阿拉伯人。他对自身之命运亦无动于衷，听候死刑的到来。然而在最后一刻，他竟摆脱近乎麻木的消极性，倏忽振作起来。1947年的《鼠疫》则是体量更大的象征性小说，其主要人物里厄医生及其助手，英勇与降临于北非小镇的鼠疫相抗。此种现实主义叙事令人信服，它以冷静精确的客观性反映了抵抗运动时期的生活经验。加缪赞扬了极沮丧、极幻灭的人身上被四处横行的邪恶所激起的反抗。

近年，加缪也写了极出色的独白故事。《堕落》（1956年）讲故事的技艺同等精湛。一位法国律师在阿姆斯特丹水手酒吧检查自己的良心，他描绘的是自画像不假，亦是一面其同代人可藉此自辨的宝镜。你能看到伪君子和恨世者以"人类心灵科学"的名义握手言欢，此乃法国古典文学的专擅领域。一位执着于真理的激进的作者，将尖锐讽刺变成了对抗普遍虚伪的武器。当然，或许有人怀疑，加缪因循克尔凯郭尔式的、如深渊般不见底的罪恶感，到底能走多远，因为人们总觉得作者已遭遇某个拐点。

加缪自身远超了虚无主义。其关于责任的沉思严肃而高峭，那责任便是不间断地恢复被践踏的东西，在不公正的世界中使正义成为可能。人道主义者便是他了。他从未忘记对希腊式比例与美的崇拜，它们曾示现于地中海沿岸蒂帕萨的夏日骄阳。

凭着活跃度和极盛之创造力，加缪在法国境外也是文学界的焦点。他被真切的道德承诺所激励，全身心投入生命中严峻的基本问题，无疑，此一愿望也吻合诺贝尔奖赖以持守的理想主义目标。他不断肯定人类境况荒谬性的背后，绝不存在死气沉沉的消极主义。这观物的视角，配合着强硬之执行力、“尽管如此"之精神、反抗荒谬之呼吁，凡此种种齐聚于他一身，并因此创造了价值。

——安德斯·奥斯特林，瑞典皇家学院常任秘书长

诺贝尔文学奖加缪获奖演说

尊敬的国王陛下和王后，诸亲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对自由之皇家学院授予的这份殊荣，我深表谢忱，尤其是这馈赠的分量早就超过了我的个人成绩。每个人都渴望被承认，艺术家尤甚。我亦不例外。然而，有必要就它的影响力和我的实际所为做一番比较，否则就连我自己也很难理解此决定。一个年轻人，除了满腹心事便一无所有，其作品还有待完成，他也早早习惯于离群而独身工作。不想，一声令下，他骤然孤零零地袒露于一片耀眼的聚光中，难道不该感到惶恐吗？正当其他欧洲作家——其中不乏极伟大的作者——被勒令噤声，甚至，正当他的出生地蒙受无止境的灾难时，他又该凭何种心情领受这荣誉？

我内心受了冲撞，混乱不堪。为恢复昔日宁静，我不得不和过于慷慨的运气达成协议。光靠我取得的成就，原本不能够配得上它。能助我配上它的，唯我终生赖以维系的东西（即便在最相反的情形下也如此），亦即，我对艺术和写作者角色所抱的信念。请容我以感激和友爱之情绪，简要禀明这信念究竟是什么。

就自身而言，我无法脱离艺术而活。但我从未将它置于万物之上。相反，我需要它，乃因它不与任何人隔离，它让我如我所是地与众人生活在一处。艺术绝非独享之乐。它能用表现寻常喜悦与痛苦的图像来刺激最多数之人。它要求艺术家不置身事外，要求他服从谦卑且普遍的真理。一个人选择成为艺术家的命运，通常起因于他自觉与众不同，尔后他就必须承认自己与他人的相似，否则其艺术、其独特性都不可能成立。将自我朝向他者，反过来亦将他者趋向自身，艺术家便诞生于这不息的往复运动。他一头联系着他赖以生存的美，另一头关联起他无法脱离的共同体，此二者间的中点便是他位置所在了。真正的艺术家不轻视任何事物，因其责任在于理解而不是评判。他们如需在这世界上站队，便必然站在"社会"这一边。恰如尼采所揭橥的，统治社会的是创造者而非审判者，无论他以劳动者抑或知识分子的身份示人。

同样，写作者的角色也离不开他要承受的艰难责任。就定义而言，写作者不应服务于制造历史的人，而要服务于承受历史的人。否则他将形单影只，失掉了做艺术的资格。任何暴君的军队和百万人马都无法将写作者从孤独中解救，尤其当他与他们亦步亦趋之时。但一名被弃于世界另一端、受尽侮辱的无名囚犯，其沉默足以将流亡中的写作者拯救出来——前提是，这作家纵使享有了自由，也要设法不将那沉默遗忘，并让沉默在艺术中得以回响。

几乎无人能胜任这项天命。可是，一个作家，就其生活的种种际遇而言，无论默默无闻还是声煊一时，无论深受暴政之禁锢抑或恣意表达自我，只要他接受了这两项职责——即尽力为真理和自由服务——他就能感觉到重获活生生的共同体的信任，这共同体也将使他称义。其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民，且不能容忍谎言或奴役，因为此二者统治的疆土仅能滋生孤独。不管其人究竟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之高贵仍归功于这两项难以长相守的诺言：拒绝在知悉的事物上撒谎，并反对压迫。

这岂止二十年的荒唐历史中，我和同代人一样无助彷徨，迷失于时代的动荡。但有一件事撑起了我的生活。我隐约感到写作是一种荣耀，因为写作就等于承担，然则，要承担的又不仅仅是写作。尤其是，它迫使我凭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存在方式，与所有遭遇相同历史的人一道承担不幸和希望。这代人生于一战初期，二十岁便目睹一些革新性的实验，又碰上希特勒当权。然后，他们又完美领教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看到了深陷于牢狱和折磨中的欧洲。如今他们还要在核毁灭的风险之下抚育后代、安身立命。没人有资格要求他们乐观。我甚至觉得在不懈斗争之余，应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因过度绝望才导致了不体面之举，以至一头扎进时代的虚无主义。但事实是，无论在我的祖国还是整个欧洲，我们中绝大多数都拒绝了这种虚无主义，并致力于寻求合理性。为着新生，为着坦然对抗历史中凶悍的死亡本能，他们需锻造一种灾难时代的生存术。

不消说，每代人都确信自己能重构世界。而我所属的这代人却深知此事无望。然则使命或许更大——他们要防止这世界的解体崩塌。他们承继了腐朽之历史，其中混杂着失败之革命、疯狂之技术、殒亡之神祇、疲软之意识形态。在如此这般的历史中，无能政权固然能摧毁一切，却不能使人信服；而智识却自贬为仇恨与压迫的奴仆。这代人必须里里外外地一点点修补那关乎生死尊严的事物，着手之处便是这乱世仅剩的否定性的遗产。在这摇摇欲坠的世界面前，我们的宗教大法官面临着建立永恒的死之国的危险。这代人深信，除了跟时间疯狂赛跑，还要在各民族间恢复不屈于奴役的和平，调解劳动与文化之关系，让举世皆参与藏经柜的重修。至于这代人能否完善此一艰巨使命，尚未可知；但在世界各地，他们已押下真理与自由的双重赌注，必要时还将甘愿为此牺牲。不管身在何地，这代人都值得尊敬、值得予以鼓舞，尤其在他们献身之处。总之，你们方才授予我的荣誉，我应转赠给这代人。想必诸位亦深以为然。

我既已阐明了写作者职业的高贵性，便也顺道论及了写作者本职之所在。除了战斗者，他并无其余头衔：他脆弱又顽强，命运对他不公，他却向往正义，在众人注目之下不卑不亢地巧思，在痛苦和美丽之间往返游荡，最终注定在历史的毁灭运动中，他将自身的双重存在萃取为他的创造物。除此，谁能期望写作者提供完善的方案和至高的信念呢？真理是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总是有待被征服；自由是危险的，道阻且长，却令人振奋。我们必痛苦而坚定地朝这两个目标迈进，就算虚弱也绝不能停在漫漫长路的半途。因此，哪位有自知之明的写作者敢自称美德的传道人？至于我，我得重申我不是这类人。在成长过程中，我追求光明、幸福及自由，未敢有一日之懈怠。尽管这眷恋曾让我犯下不少错误，但无疑能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工作，且毫无疑虑地团结、支持那些沉默者——他们只能藉回忆或暂享自由之幸福而勉力生存于世上。

最后回到"我的实际所为"的问题上来，回到我的局限、债务和艰难之信念上来吧。值此，我感到自己愈发坦诚无碍，我要直言相告：你们方才授予我的殊荣何其慷慨，其流播又何其深远；我愿领受它，将之分享给所有处于同样逆境的斗士，他们未取得丝毫奖赏，仅遭受了不幸与迫害。请接受我油然心生的感谢，接受这感谢继而见证的我的公开承诺：这古老的关乎忠诚之承诺，是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默念于心头的日课经。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加缪年表

1913年（诞生）11月7日，阿尔贝·加缪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父亲吕西安·加缪是酒窖工人，系法国于1834年占领阿尔及利亚后第一批移民的后代。母亲卡特琳·桑特斯则是不会读写的女佣，其家族源于西班牙。阿尔贝·加缪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

1914年（1岁）10月，父亲加入法属阿尔及利亚兵团。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战役中负伤牺牲。此时母亲已带着两个孩子寄宿在位于阿尔及尔贫民区贝尔库的外祖母家。一家人生活窘困。在幼年和童年阶段，母亲需要外出工作，加缪主要由蛮横、冷漠的外祖母抚养。

1918年（5岁）加缪进入贝尔库市立小学。

1924年（11岁）加缪通过考试成功申请到奖学金，进入比若中学。他在这里开始练习足球，进入了当地新近成立的"校园赛车"足球队，担任守门员。

1930年（17岁）加缪从比若中学毕业，进入阿尔及尔高中哲学班学习。在这里，他遇到刚从巴黎来此执教的让·格勒尼耶，两人逐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不幸感染了肺结核，从身体上体验到孤独与死亡的临近。他不得不离开家人去医院接受治疗，后寄居在姨夫居斯塔夫·阿科家里。他也为此告别了刚起步的足球生涯。

1932年（19岁）加缪在当地一家不太出名的杂志《南方》上发表了四篇文章。10月，他写了一组题为《直觉》（Intuitions）的散文诗，这可以视作他的第一部纯文学作品。

1933年（20岁）加缪开始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学习，成绩突出。但他的经济状况一直不稳定，四处搬家。

1934年（21岁）加缪不得不打零工维持生计，特别是1934年6月和西蒙娜·伊埃成婚之后。10月，他因健康问题而免于服兵役。

1935年（22岁）9月，加缪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活动积极，直至1937年离开。11月，他和朋友在阿尔及尔组织成立了"劳动剧院”，他们希望这家剧团能兼有大众性和革命性。他在其中担任演员、剧团团长、导演以及剧本改编者。

1936年（23岁）4月，加缪和"劳动剧院"的同仁们集体创作了《阿斯图里亚斯之怒》（Révolte dans les Astruries）。当局禁止这出戏上演。5月，他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论基督教形而上学与新柏拉图主义：以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为例》。同月，他在笔记中第一次提到，“荒诞"将成为他哲学著作的主题。8月，他与西蒙娜·伊埃前往中欧旅行，二人在布拉格分手。正式离婚则要等到1940年。9月返回阿尔及尔后，他倡议在当地建立"文化之家”，不久后他担任该机构的总干事。

1937年（24岁）因健康状况的缘故，加缪无法参加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当老师的计划搁浅。他构想了一部题为《幸福的死》（La Mort heureuse）的小说，后来却放弃这个计划，开始《局外人》（L’Etranger）的写作。而《幸福的死》直到他逝世后才得以出版。同时，他和朋友们继续进行剧场活动。5月，埃德蒙·夏洛出版社出版了他自1935年起一直在撰写的记叙童年生活的文集《反与正》（L’Envers et l’Endroit），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1938年（25岁）加缪几乎同时进行着《局外人》、《卡利古拉》（Caligula）和《西西弗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的写作。他创办了一份地中海文化杂志《海岸》（Rivages），仅在1938年年底和1939年初发行了两期，此后就停办了。10月，他成为《阿尔及尔共和报》的编辑。他在这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对萨特的《恶心》的评论，还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卡比利亚地区在法国殖民下遭受苦难的文章。

1939年（26岁）5月，加缪出版了随笔集《婚礼集》（Noces）。9月，他报名参军，却因健康状况被拒。

1940年（27岁）1月，他担任主编的《共和晚报》被当局禁止发行。3月16日，加缪到达巴黎。4月，他在《巴黎晚报》找到了一份工作。5月5日，他在蒙马特的旅馆里完成了《局外人》的写作。12月3日，他在里昂与数学家兼巴赫演奏家弗朗辛·富尔完婚。

1941年（28岁）1月，加缪被《巴黎晚报》辞退。他回到阿尔及利亚，住在妻子弗朗辛位于奥兰的家，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教职。2月21日，他完成了《西西弗神话》。这意味着由戏剧《卡利古拉》、小说《局外人》和随笔《西西弗神话》组成的"荒诞三部曲"全部完稿。

1942年（29岁）6月15日，《局外人》由伽利马出版社出版。8月，长期受结核病困扰的加缪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法国东南部维瓦赖大区的帕纳利耶休养，他在这里开始《鼠疫》（La Peste）的写作。10月16日，《西西弗神话》同样在伽利马出版社出版。

1943年（30岁）1月10日，加缪再次来到巴黎。他拜访了伽利马出版社，并结识了西班牙裔女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二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恋情。6月3日，萨特的戏剧《苍蝇》在巴黎西岱剧院上演，他因此结识了萨特。11月，加缪开始在伽利马出版社担任审稿人和丛书主编，直至去世。

1944年（31岁）3月19日，在作家米歇尔·莱里斯的寓所，加缪与萨特、莱里斯一起朗读了毕加索在德占期间写下的剧本《被抓住尾巴的欲望》。5月，戏剧《卡利古拉》与《误会》（Le Malentendu）同时出版。6月25日，《误会》在巴黎马蒂兰剧院上演，女主角由玛丽亚·卡萨雷斯担任。8月，加缪成为《战斗报》的主编，这是一份抗击德国占领的地下报纸。1947年6月离开这个职位之前，他在《战斗报》上发表了约一百三十篇文章。

1945年（32岁）9月5日，加缪的妻子弗朗辛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卡特琳·加缪与让·加缪。9月26日，《卡里古拉》在巴黎埃贝尔托剧场上演。11月15日，加缪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不是存在主义者。“年底，伽利马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加缪的四篇《致一位德国朋友的信》。

1946年（33岁）3月到5月，加缪在美国旅行，受到极大礼遇。8月，完成《鼠疫》的写作。10月，结识诗人勒内·夏尔。

1947年（34岁）6月10日，《鼠疫》出版，迅速获得空前的反响。

1949年（36岁）因身体状况恶化，加缪不得不暂停工作。同年夏天，他前往南美洲旅行。12月15日，他的剧作《正义者》（Les Justes）在巴黎埃贝尔托剧场上演，女主角仍然是玛丽亚·卡萨雷斯。

1951年（38岁）10月，加缪出版了引起极大争议的《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他于次年8月回应了针对这本书的一些批评，这最终导致他与萨特、《现代》杂志失和。

1952年（39岁）7月与12月，加缪两次回到阿尔及利亚。

1953年（40岁）10月，加缪开始筹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搬上剧场。此时，他的妻子弗朗辛陷入了严重的抑郁。

1954年（41岁）4月，加缪为法国广播电视局录制了《局外人》的有声版本。5月，出版了随笔集《夏日》（L’Ete）。10月，他去荷兰旅行，并喜欢上了伦勃朗的作品。11月，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加缪为此无心写作。12月10日，加缪返回法国。

1955年（42岁）4月，加缪前往希腊旅行。5月，他成为《快报》的记者，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专栏文章。

1956年（43岁）1月18日，加缪前往阿尔及利亚发表了呼吁停战的演讲。这番演说遭遇了超乎想象的攻击，人们当场朝他扔石头。2月，加缪完成了小说《堕落》（La Chute）。5月，此书出版。

1957年（44岁）3月，加缪的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L’Exil et le Royaume）出版。10月17日，瑞典皇家学院决定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12月10日，加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并发表获奖致辞。12月14日的《世界报》转述加缪的言论：“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必须先保护好母亲。”

1958年（45岁）4月，加缪再次返回阿尔及利亚。6月，他前往希腊旅行。

1959年（46岁）3月，他返回阿尔及利亚陪伴刚刚做完手术的母亲卡特琳。6月30日，他改编的剧目《群魔》正式上演。疾病缠身的加缪仍坚持工作，动笔撰写了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Le Premier Homme）的片段。这部未完稿的作品最终在他去世后，于1994年在伽利马出版社面世。

1960年（47岁）1月4日，加缪因车祸意外丧生。同车的米歇尔·伽利马在五天后也因重伤抢救无效而逝世。1月6日，加缪被安葬于普罗旺斯大区的卢尔马兰公墓。